晚清，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。
那时候科举还没有被废除，有事没事国人还喜欢考考试，西方人除妄想一打开大清国的国门，就让他的国人一切听从指挥，比如诸事来场民主选举，别浪费那么多笔墨纸砚，考来考去。
任那些洋人把西方的政治选举说得天花乱坠，大清国的良民们也不为所动，我考我的科举，你选你选举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
但总会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
晚清时的上海，自开埠以后，受西洋文化的影响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，都有开风气之先的举措。
洋人洋事见得多了，西餐也吃了，四轮马车也坐了，回力球也玩了，洋泾浜英语也会讲，买办也会做，那么投票选举也就没什么不敢试或不肯试的了。
投票选举啥呢？
选美女。
晚清时的上海，相比与当时的中国其他地区，要繁荣娼盛一些。
经济一繁荣，娱乐业自然而然也就跟上去了。
当时的上海，妓*女多，文人多，洋人多，小报多……
总之，是个经济繁荣，生活内容丰富，但同时国恨家愁也无处发泄的城市，憋不住的文人名士们，开始主持起妓*女评花榜活动来。
首开花榜的是晚清谴责小说的代表作《官场现形记》的作者李伯元。
李伯元，名宝嘉，别号南亭亭长，生于世宦之家，他祖父、父亲、伯父都是科第出身。
但李伯元的思想要比前辈们开放得多，写小说骂官场骂腻了，李伯元办起了报纸。
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年），李伯元创办《游戏报》，他在《游戏报。告白》中公开宣称：“上自列邦政治，下逮风土人情……无义不包，有体皆备。”
李伯元说到做到，首创在报纸上开花榜、捧妓女的风气，使得《游戏报》在上海各界广受欢迎，销量一路飙升，李伯元自己也得到了“小报鼻祖”、“骚坛盟主”、“花界提调”等等褒贬不一的声名，名噪一时。
1897年，李伯元亲自制定《游戏报》花榜的“凡例六条”，即妓女评花榜活动的选举标准，如：一、统申江而论，隶乐籍者凡三千余人。
万紫千红，讵能遍阅？
此次花榜，悉凭荐书多寡为定，益复参以舆论，以昭平允。
二、定一甲三人，二甲三十人，其余悉置三甲。
沧海遗珠，知不能免，挂一漏十，阅者谅焉。
三、如曹梦兰、陆兰芬、花翠琴、花玉田、谢湘娥等，或久饮香名，或早树艳帜，或华年已去，或身份自高，似不必再与群芳争胜，故不录入等等。
由此可见，花榜分色艺两项，划为一甲、二甲、三甲，不用动笔，不用交卷，但仍然需要打分，亦还在模仿科举考试，有区别的是采用了投票选举的形式，由报纸来主办。
花榜选举的票，当时不叫“票”，很文雅地被叫作“荐书”，一份荐书算一票，以票数的多寡分胜负。
不管得票多寡，只要进入一、二、三甲，其大名及其住所都会黑字白字地被刊登在报纸上。
有了名就有利，进入三鼎甲的美女，将来自然少不了捧场的人。
李伯元《游戏报》的花榜评选活动从1897年夏开始之后，每年皆会评选四次，据说最有含金量的是当年的首次选举。
1897年夏的第一次选举，看热闹的多，投票者少，据说状元仅得九票，榜眼和探花，各得七票。
而且寥寥几人中，还有外国人，有一个叫雅脱的美国人也参与了这次投票，但雅脱认为丑的排前，美的落了后，因而特意写信抗议，要求更正。
这回可是按你们西方国家的“民主原则”原则来办事的，所以雅脱老兄你就别开玩笑了，更改，那是门都没有的事，要怪只能怪你的审美观跟我们中国人太不相同。
有关中国最早的美女经济自然还有很多的趣话，《历史的空白处》一书有文说：花榜高第虽然一不能做官，二没有奖品，但所得到的好处也是明显的。
发榜之时，报上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，都注明了住所，而且开列了些赞词，据说这些赞词都来自于荐书，名次越是靠前，赞词就越长。
赞词的话有长短，可肉麻程度却差不多，比人则非西施即王嫱，喻物则非花即月，什么“清若白梅”，什么“与月争妍”，连最后两名，也是“身材俏丽”和“琪树琼花”（从后来流传下来当时的照片看，这些当年被吹成羞花闭月的美人，大多面容平板，目光呆滞，以今日之眼光观之，一点都不美）。
发榜之后，不仅榜上有名，尤其是名次靠前的名花们以后生意兴隆，收入骤增，就连写荐书的秀才们，也因其文辞的艳丽，因此多了些在报上露脸的机会，可以多收点润笔。
当然，得到好处最多的是发起活动的报纸，销路增，广告来，评一次花榜，怎么也吃上几个月。
事实上，随着花榜的评选，相关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拉动。
当时中国的照相业刚刚起步，正是由于花榜后来上了妓女的玉照，最终吊起了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胃口，得以蒸蒸日上。
而妓女的服装，由于报上的宣传，而被广大的良家妇女所效法，因而服装裁剪业也发达起来。
报刊也因为美女的玉照一天天多起来，由妓女而女学生而名媛闺秀，日益兴旺发达，迎来了中国传媒业的第一个春天。
其他被拉动的产业，估计还会有，篇幅有限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说起来也神奇，虽然，娼业在中国古代早已算一个行业，但真正转变为美女经济，应当属为晚清时候妓女评花榜活动的兴起。
因为妓女评花榜活动的影响力实在太巨大了，民俗学者张耀铭在《娼妓的历史》一书中剖析说，近现代上海娼妓业日盛一日，嫖界捧妓之风也极盛，其开花榜的规模之大、形式之多、次数之频，可谓首屈一指，冠绝全国。
此实，自李伯元在《游戏报》举办妓女评花榜活动之后，到1917年到1920年，上海花榜的场面和规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
不仅仅是报社举办评花榜活动，游戏场所也参与其中，两者共同主持花选，花选的优胜者由嫖客投票选举产生。
1917年，新世界游戏场甚至别出心裁地创办过一次群芳选举大会，特意聘请了《新世界报》总编辑奚燕子为大会主任。
选举仿效民初的民国选举制度，由游客和嫖客购买选票，一票售价一元，选票上需填写妓*女所在妓院地址及妓女优点。
此次入选妓*女达210余人。
花榜选举，此后欣欣向荣地绵延了几十年。